古树拙风

创建之初，山西电影制片厂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在中国几代人的影像记忆里，电影制片厂作为中国现当代电影史上的一个符号，从未远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制片厂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见证了一个电影时代的沧桑之旅，还有那个年代的人们的集体记忆。

    在中国几代人的影像记忆里，电影制片厂作为中国现当代电影史上的一个符号，从未远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电影制片厂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见证了一个电影时代的沧桑之旅，还有那个年代的人们的集体记忆。

    从1919年电影传入太原，到1935年山西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的诞生，再到建国后山西电影制片厂的创办，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历经数代电影人的传承之后，山西电影扬风起锚。

    在山西电影发展史上，山西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山影”）的贡献不可磨灭，但在1998年底之前的四十年里，山影厂总共拍摄的电影故事片也才10部，同时期成立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有《老井》和《红高粱》享誉国际影坛；潇湘电影制片厂的《那山那人那狗》在国内亦闻名遐迩……    而孤寂无闻的山西电影，在全国电影界的影响和地位则无从谈起。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才出现转机。   

从侯家巷6号到东街南巷11号  

  要找见山西电影制片厂不那么容易。 

   注册电话号码已经停机，循着地址找到“青年路东街南巷11号”。巷口纳凉的大爷有一搭没一搭地翻扯报纸，得知来访缘由后很是诧异，在他大半辈子的记忆里，山西电影制片厂的印象一如手中报纸般单薄，老人指着南边那条拥堵着水果摊贩和菜铺、地上胡乱地躺着菜叶果皮的巷子，“走到头就是了”。但附近摆摊的人说要拆迁了，可能已经搬到省广电局那边了。

    在被媒体称作“催泪影片”的暖系列放映银幕前，抽鼻涕抹泪的观众，没有人会在意那个“泪水梦工厂”曾委身何处。1958年山西电影事业有两件大事：一个是山西电影机械厂和山西电影发行公司合并为山西省电影企业公司（1960年撤销，山西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再次独立出来），另一件就是山西电影制片厂的创建。

    1958年5月，文化部召开全国电影工作跃进会议，提出以地方为主发展电影事业，“每省都要争取创建制片厂”。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投资200万的山西电影制片厂，于8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从省文化局侯家巷6号搬到鼓楼街87号院办公。

    同年10月，张赛周出任第一任厂长。创办伊始的山影厂还只是一个省办的地方小厂，在当时全国30多个国办电影厂中，是最小的一个。最初的时候，这个差额补贴事业单位的全部资产是：100个干部职工和500余万元的固定资产。

    创建之时的山影厂，边建厂边拍摄纪录片和资料片。缘于1959年文化部指示“各省只能拍新闻、纪录片，不拍故事片。”而且在1995年之前，故事片的出品权仅集中在全国16家制片厂，所以新闻纪录片的摄制，占据了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汾河水库》、《五台山下一条街》等30余部

。    1959年10月，时任山西省文化局电影处处长白纯瑞，代替张赛周接任厂长一职。直到1962年，国务院指示1958年后新建的制片厂一律停办，山影厂缩编为电影摄制站，同年底，撤销后的摄制站重新恢复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驻山西记者站。

    1974年四月份的一天下午，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王大任，把白纯瑞叫到省人民大礼堂西楼问他，现在留在山西的熟悉影片摄制的还有多少人。白纯瑞粗略地数说了有曾庆煜、马侠民、段成明、韩北极、张震等20余人，编辑、摄影、剪接、洗印、录音等行当还比较齐全，另外又谈到了原来电影设备的去向。    接着王大任提出，“如果以这部分人员和设备为基础，再把电影摄制这一事业恢复起来，不知是否具备条件。”白纯瑞当即表态，只要领导重视支持，我们省也完全可以把电影制片事业重新搞起来，而且不用多久，一定会见到成效。

    很快，山西省电影摄制队于1975年3月恢复，并先后拍摄了《昔阳人民攀高峰》、《平遥县成胜洪灾》等纪录片，此外还拍了几部介绍山西名胜古迹的风光片。

    与此同期，原直属华北电影管理处的太原发行站，在1957年更名为山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后，用两年的时间基本形成完整的省、地（市）、县（区）三级电影发行网。

    山影的真实存在

    贾樟柯在为《聚焦山西电影》一书所作的序中，怀恋小时候父亲给他讲述长影厂到汾阳拍片的故事。后来到了1979年，北影厂来汾阳拍摄《泪痕》，正上小学二年级的贾樟柯，和整个年级同学当了一次群众演员，第一次看到摄影机的贾樟柯异常喜悦，回家后他告诉妈妈自己为中国电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她”鼓掌。那一年，他9岁。

    此时也正适逢改革开放，山西电影开始回暖。1981年，山西省电影学校在原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培训班的基础上成立，龚书身任校长，同年7月，学校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

    之前，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彩色胶片买不到，黑白片基本上占主流。直到1983年，山西省摄制队拍摄的全省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神行太保》，才正式诞生，这部电影由罗国良担任总导演，片子描述的是赛车运动员的生活、事业和爱情的故事。同年12月，山西省委宣传部决定撤销摄制队，筹建山西电影制片厂，贺新辉出任厂长。

    1983年正是中国体制改革加速的一年。颇具戏剧意味的是，山影厂仍没能摆脱“飘摇”的命运。次年5月，筹建不久的山影厂又恢复为摄制队，而又仅5个月的时间，再次更名为山西电影电视制片公司。此后，山影厂的影视创作第一次变得繁荣可期，并相继涌现出如，《咱们的退伍兵》、《金匾背后》、《天涯孤旅》，以及1989年与香港合作拍摄的大型故事片《关公》等一系列颇具口碑故事片。

    为了提高编剧和制作等水平，山影厂先后组织了各种培训和进修的机会，但长期受困于资金等问题，甚至从拍摄器材到服装、灯光、道具、化妆等环节，依然举步维艰。

    小成本的片子，自己还能应付，一旦遇到“大制作”，山影厂就不得不请其他电影制片厂来协助。这就是山影厂当时的真实存在。这在电影《开采太阳》的演职人员名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内影视界的高手赫然在列：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一级编剧、时任中国电影文学会秘书长的苏叔阳；珠江电影制片公司的一级导演、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的孙羽，曾导演过《金光大道》等多部影片，作品颇丰的姚贤玲；摄影师张松平、巨波；美术黄朝晖；作曲刘雁西；制片王曙光……

    1993年，广电部启动了中国电影机制改革的3号文件。中影公司不再统购包销国产故事片，而准许企业投资甚至是与港资、外资合资，各制片厂必须自负盈亏。

    翌年7月，太原影都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购得《孝子贤孙伺候着》的电影拷贝和发行权，开了全国电影放映历史的先河。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太原市场上首次出现“银河”与“黄金”两条院线的竞争，但运营不久遂被新的经营模式取代。

    1995年，太原市电影发行放映联营集团以股份制形式成立后，又相继组建了太原、大同电影联营集团。并与中影公司达成“分账大片代发行协议”，与北京、青年、八一、长春等电影制片厂签署了购买影片发行权的合同。此时，太原市的电影发行新机制基本形成。也正是在这一年，全国故事片的出品权进一步放宽，“联合拍摄”与“影视合流”即将步入运作。而之后重新改回原名的山西电影制片厂，依然没能推动山西的整个影视事业走出沉寂。   

“走出严冬”步入“暖春” 

       1998年是山西电影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整20年，做了26年电影发行的李水合，从山西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走马上任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而李水合离开不久后的山西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也在第二年恢复为山西省电影公司，直到2001年，中影公司从撤出山西后，山西电影联营集团有限公司正式筹建，以入股形式加入中联影业院线。

    李水合上任时的山影厂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人员老化、设备陈旧、资金不足成为首要掣肘。但“市场、产业不能等，不能彷徨，要迎着困难往前冲。”李水合坚持拍“离生活更近”的电影，创新运营机制，甩掉了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包袱，自此，山影厂进入一个黄金时期。随后摄制了《明天我爱你》、《走过严冬》、《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声震长空》等影片，当时担任电影《走过严冬》制片主任的张乔珍，每每忆起拍摄过程中的琐碎，不胜感慨，“有一次照明老师跟我开玩笑，说饭菜吃到嘴里一点儿味儿也没有，给我提意见：主任，现在盐价不高，能不能往菜里多放点盐？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后来，《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获得11个奖项，特别是2003年的一部《暖春》先后在国内外囊括18个奖项，国内外票房成绩分获2000万元和200万元（后者仅为该片的成本投入），创造了小成本电影的一个奇迹。

    而《暖春》被日本一家公司以5万美元的价格竞购得发行权，也成为山西电影走出了国门的一个标的。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国内和国际大奖领奖台上，山影厂的身影渐次多了起来——撷取国内外各类奖项76项之外，并连续七年荣膺国家电影“华表奖”。

    从2005年起，《暖春》先后入选日本、奥地利、朝鲜和印度电影节，并获得2006年朝鲜第十届国际电影节组委会“金火炬”奖。随后，《剃头匠》获得2006年印度第三十七届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孔雀奖” 和2007年第3届浦那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2008年1月5日，“夏衍电影文学奖”评奖活动在京举行，这是山影厂首次承办的全国性会议。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终还得经过市场运作的考验，没有名导演，没有名演员，根本无法进入主流院线。不过，厂长李水合亲自担纲组织相继拍摄的三部“暖系列”小成本影片，确实知道自己在拍什么，要拍给谁看，“农村包围城市”的发行模式，不仅打开了二级市场，而且也走进主流院线。

    时至今日，山影厂副厂长王向英无不感慨当初受资金人才困惑，是不得已才选择了低成本制作。即便如此，但在李水合和山影厂看来，作为一个省属小厂，不可能也不必拥有那么多的编剧、导演、演员等各类人才。从社会上去发现、挖掘、广泛吸纳人才，实际上更有利于占有更多的人才。从剧目的需要出发，也可以选择比较理想的人才，合理配置，优化组合。

     “好的电影加好的运作手段就一定会有好的市场。”山影厂通过二级市场逐步打入中心市场的发行方式，为二级市场的有益补充作用作了最好的注脚。50年间，特别是1983年以来，这里一共出产了256部影视作品，获得几乎作品一半数量的奖项。

    “山西人是到了应该站在摄影机后，亲自拍摄这片土地的时候了”

        山西电影的沉寂，并不意味着山西电影界人才的集体失语。马烽、孙谦、西戎等老一辈作家，作为新中国电影文学的开拓者，为中国电影事业提供了经典的电影文学剧本，耳熟能详的有《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万水千山》等。    而由山西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更是层出不穷，田东照的《黄河在这儿拐了一个弯》、张平的《生死抉择》等可谓代表。甚至郑义的《老井》被领风气之先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而之后，新一代山西电影作家仍在续写中国电影传奇。同时活跃的还有一批老中青演员，斗兵、常文治、陈大伟、孙鹏飞、赵涛、田少军…… 

   在编剧向导演中心制逐渐倾斜的大环境下，从第三代电影导演李俊，到中国第六代导演领军者贾樟柯的出现，标志着山西电影新人代出。

    1993年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贾樟柯，为了实现孩童时期的导演梦，组织了“青年电影实验小组”，也由此开始了他的电影实践。从1995年的短片《小山回家》开始，到凭借《小武》名声鹊起，再到《三峡好人》擒获“金狮”，以至近期《二十四城记》的冲击戛纳，贾樟柯以他纪实风格的影像，记录着古老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冲撞。德国电影评论家乌利希·格雷格尔也曾不吝评价他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尽管有人认为，贾樟柯的成功并非发生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但不可否认的是，使他成名的三部曲无不挖掘于他最熟悉的山西体验，他通过镜头前的山西小县城，讲述延伸到镜头之外的整个中国甚至时代的变革。“山西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集中了那种封闭的苦恼和发展的冲动。”贾樟柯的离开，是他电影之旅的开始，也正是他离开山西，才获得了回望山西的艺术灵感和视角。从这一点上来说，山西确实成就了日后的贾樟柯。

    “我导演的3部作品，分别在汾阳和大同拍摄，每部影片杀青之时，心头都会升起对故乡由衷的感激之情。”而贾樟柯也似乎更愿意把自己电影之旅的起点，设在山西这片土地上，“这旅途的开始也包含这山西前辈作家的提携和鼓励。”当贾樟柯还是满脸青春痘，扔下手抄本提笔写诗纵情青春的时候，山西文学仍然在为中国电影提供坚实的文学支持。

    除贾樟柯之外，“山西帮”的新锐导演并未后继乏人，凭《赖小子》拿到鹿特丹影展头名的韩杰，和靠一块《疯狂的石头》在全国影院星火燎原的宁浩……“一片成名”之后，宁浩曾对媒体说，“一部电影成功了，并不等于电影市场马上变好了。”同样，一两个山西籍的电影家成功了，也不足以证明山西电影界的本质改观。

    无法回避的是，越来越多的“山西帮”成员，在国内和国际影坛上，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尽管如此，仍然摆脱不了类似“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疑问，有一个解释：电影是作为一种个性创作和共鸣体验欣赏的艺术形式而存在，我们自己构筑的这堵“墙”，或许不那么重要。

    1991年，贾樟柯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太阳挂在树叉上》，然后捧着墨迹未干的手稿，硬生生地敲开田东照先生的家门，一丝惊讶之余的田东照立即显出长者之风，而此后令贾樟柯“此生不敢忘怀”的指点和帮助，也给了他最初的信心和坚持的勇气。

    “记得我告诉田先生，我要放弃写作该做导演的时候，他并不惊讶，只是微笑，或许他也认为山西人是到了应该站在摄影机后，亲自去拍摄这片土地的时候了。”

        独立拍摄的时代过去了？

    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国电影行业的准入门槛降低，电影市场也更加开放。各种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与国内制片、发行单位开始合作，社会资金和民营资金大量积聚到电影制作业上来。这对长久以来受困于资金问题的山影来说，是另一个暖春。    也正是《暖春》这一品牌的成功，带来了后来《暖情》的后续投资。山影厂当时作出承诺“不让合作对方赔本”，李水合坦承作出这一承诺的信心源于“自己对自己的影片质量有信心”，《暖春》、《暖情》、《暖秋》等影片都是这样做的，“绝不能是一锤子买卖”。做好影片发行是影片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环节。“能进院线的就尽量进，同时也决不放弃二级市场。”

        暖系列的成功发行后，山影人开始“两条腿走路”，而历经荣誉和短暂的成功之后，李水合还得带领山影人继续思考山影厂经营运作的前途。

    2000年，国家广电总局和文化部联合发文，提出组建电影集团和实现股份制改革，使制片、发行、放映一体化。并倡议建立以院线为主的供片机制，调整进口影片的供片政策。2002年太原市实行电影院线制，加入北京新影联跨省电影院线。2004年星美电影院线进入太原。迄今全省两条电影院线的发行由四级转变为一级。

    民营影视在2004年之后获得了从影视剧制作到发行的正规待遇。前后，全国不少省市级电影制片厂纷纷跨入集团化。2004年底，省委宣传部和省广电局牵头，山西电影制片厂联合山西音像资料馆、山西音像出版社组建成“山西电影电视制作中心”，集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科教片、专题片、栏目等影视节目策划、创作、生产、发行、出版一条龙。

    刚重组后的山西电影电视制作中心，无论在创作水平上还是经营规模上，都有了跨越性的提升，但在影视制作经营集团化的步子上，山西显然还是慢了很多，甚至之后的一段时间并没有形成1+1>2的整合效果。电影集团化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王向英告诉记者，今年4月份成立了山西电影电视集团筹备组，无论规格还是整合度都要比上次高很多，他对山西电影的再次勃兴充满期待。骑着自行车奔波的王向英，最近忙了许多，除了加快数字电影的发展，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山西电影制片厂适逢50周年庆，要出一本书《银幕记忆》来纪念电影厂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但谈及山西电影和山西电影制片厂的未来，他笑了笑，“我年纪也大了，不知道还能干多久。”    “五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已不小了，而对于你，摄制队，电影厂，影视中心……无论你叫什么名字，我依存的单位，还很年轻。……，岁月使我和我的同事们青春不再，然而我却希望你永恒。”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员工在博客里这样写道。

    山影厂曾经的剪辑师陈振丽老人，更以逾万字的忆文记录下“在电影这条艰辛路上，曾经栽培、扶持过我的可敬的师长们和同经风雨、甘苦与共的兄弟姐妹们。”山影厂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正好也是她六十岁的生日。    在山影厂从事27年摄影工作的张忻喜，几乎参与了所有影片的拍摄，他觉得自己有幸目睹了山影厂的每一个阶段，“有人问我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那一定是在最钟爱的岗位上和最亲密的同事一起拍影片。”

       ……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山西电影，在温暖所有人的记忆之后，凝结着一个轮回的变革与希望正继续前行。